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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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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先进的同济医院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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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智能配药机药柜旁分发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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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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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医院形成完善的空中急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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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地区首台“速锋刀”落户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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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正在为新冠肺炎患者开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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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和光谷同济儿童医院效果图。

    驶过汉口解放大道繁华的商业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几栋高楼，十分显眼。如果站在高处俯瞰，可完整看到一片形似飞机的建筑群，这就是曾被誉为“东亚第一楼”的老住院部。

    同济医院在华中地区的地位，便像这片飞机楼。这家1900年创办于上海，1955年为支援中南地区医疗而整体搬迁至武汉的医院，在超前高质的发展中，稳坐华中地区医疗机构头把交椅。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疫中，同济医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2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汇集于此，亲眼目睹了一家龙头医院在医疗过程中的有序和专业。

    2020年10月28日，同济医院建院120周年。同济医院65年迁汉史，就是武汉医疗变迁与振兴的缩影。武汉从23家医院总共不到2000张床位，到如今提出建设“国家级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同济不仅为武汉人民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更为武汉医疗乃至中南地区的医疗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于中国医疗卫生界的标杆意义，是多元而鲜明的。

    ■ 上海“最硬的鳞”几乎全员来汉

    1950年4月20日，时任华东教育部副部长的唐守愚到同济大学口头宣布中央决定：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迁武汉。

    这一消息即刻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领导层意见不一，很多教授也不支持搬迁，还有部分教授联名给中央写信，申诉同济不宜搬迁的理由。

    “大多数教职员工不理解决定的目的和意义。”据《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时任同济医院院长（也是同济迁汉后的第一任院长）、我国***医学奠基人林竟成教授回忆，在学校召开的讨论会上，辩论激烈，不少人担心同济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建成理工医法文兼有的综合性大学，因医学院分离，整体性会遭到损害；有的对武汉的生活、气候有顾虑；有的则反映了很多具体困难，比如夫妻在不同医院工作，迁汉势必造成两地分居；特别是一些知名教授，在上海多家医院兼职主任，有的有自己的诊所，迁汉意味着要放弃上海舒适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南地区包括豫、鄂、湘、赣、粤、桂6省，人口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但医疗卫生条件相对不足。作为中心城市的武汉，全市有3所公立医院和20所私立医院，床位不到2000张，医师、护士、助产士、药剂师、医技人员加起来不足2000人，远不能满足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众需求。

    而同济医院，从建院起就保持着与欧洲同步发展的临床技术水平，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是全上海实力最强的医院，“北协和、南同济”驰名中外。

    中南地区急需这样顶级水平的医院，来担负起医疗卫生建设的重任。

    “迁汉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会让学校和医院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林竟成和几位持相同主张的教授写了一封建议书，联名支持中央的决定。

    “这是湖北省几千万人民的医疗卫生需要。”当时已经是上海名医的妇产科专家金问淇教授，带头报名要求来汉。他关掉在上海开的诊所，投入到迁汉筹备工作中，还积极做***同事的动员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妇产科自愿迁汉的医护人员比例成为全院第一。

    “同济医院迁汉的实质是技术人才的迁移。”1950年—1955年间，教育部、中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强调：“离开专家、教授和全体医疗、教学技术人员的迁移这个前提，迁校建院就失去了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外科之父”裘法祖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写道：“同济医院整体迁武汉的消息传来，全院哗然。我的德国妻子已习惯上海生活，也不愿意迁到环境迥然不同于上海的武汉。”

    裘法祖只好先将妻子独自留在上海。当时，裘法祖除了是同济外科主任，还身兼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系统外科教研室主任、上海第六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卫生局顾问、《大众医学》主编等数职，即便不来武汉，在上海也能过得很好。

    但他深知，同济迁汉肩负新中国布局医疗卫生版图的重任，仅有医院物资的转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迁校。在上海、武汉两地奔走4年后，妻子不忍心看他如此辛苦，终于愿意来汉。裘法祖立即辞去了上海所有的兼职，全身心投入到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教学与医疗中。

    1954年11月25日，同济医院迁汉人员名单正式公布，迁汉的正、副教授21人，讲师、助教100余人，护士、医技人员60余人，行政技术工人40余人，共计220余人。正教授中，除耳鼻喉科专家李宝实、骨科专家屠开元经中央卫生部批准调任军队医院任职外，***全部来汉。

    1955年，新院落成。春节刚过，同济医院迁汉职工及家属数百人，扶老携幼，3月底全部抵达武汉。

    ■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新院的“飞机楼”由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冯纪忠院士设计。每翼均为病房，计16个病区，机身的中央部分安排为诊断、治疗科室，既保持与病区之间联系方便，便于接送病人，又减少了不必要的穿越带来的交叉感染。

    保存至今的《施工日志》记载，冯纪忠院士多次提到，“林竟成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好院长，医院建造过程中，他把整个身心都扑上去了，建成新医院他是有很大功劳的”。

    新院选址汉口华商跑马场一角，落成之前，这里是一块荒地，资金也不充裕。但林竟成要求不能降低建筑标准，以免留下后患。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新医院使用的建筑材料、购置的设备都是当时一流的，上海产的钢窗、进口电梯、全病区统一供暖设施、手术室与婴儿室的制冷设备、病区浴室……这些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设置，在当时都称得上是“豪华级”。

    科研条件更加艰苦。1972年，同济医院成立腹部外科研究所（器官移植研究所前身），夏穗生（我国器官移植拓荒者）任肝移植小组长。“经费有限，很多环节都要自己创造条件才能进行下去。”同济器官移植教授刘敦贵是肝移植小组成员，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他们买不起能延长缺血肝存活时间的保存液，夏穗生就参照国外保存液的成分，带着大家和免疫教研组、同位素教研组协作，自制保存液；手术中没有心电监护装置，就将中心静脉压力表固定在输液架上，接上试管，进行人工监测。

    手术后实验狗的肝功能尚未恢复，如果不尽快回温，容易产生并发症，只有在18℃到25℃时，才有利于狗快速清醒。武汉的冬天常在0℃徘徊，手术室没有空调，他们只能生煤炉给狗取暖。

    很多研发成果都来之不易。上世纪60年代末，著名内科学家邵丙扬教授筹建血液病学实验室。建立之初，由于缺乏科学的数据，没有正常值标本，他和实验室同事轮流抽自身的血液用于比对凝血时间。蔡红娇教授研发体外培育牛黄实验，为了尽量减少研究费用开支，她用猪胆自己提炼，每周都要抽出两天赶到20公里外的一家屠宰场，取20—30斤猪胆。

    同济提出的很多理念、制度都对武汉医疗界影响至深。邵丙扬建立起内科学的医疗、教学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诸如定期疑难病例讨论、出院病人讨论会，并提倡各科联合查房和前、后期共同查房，以及死亡原因未明的患者争取病理尸检讨论会等等，至今仍在沿用。

    曾在德国留学行医的裘法祖则带回了“专科”概念。解放初期，武汉的外科仅限于做阑尾炎等一些小手术，而在德国就担任了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从头到脚都能开刀。他还率先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

    ■ 将他乡耕耘成故乡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充分依靠整个医疗体系的进步。同济迁汉后，建立标准、输出技术，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将他乡耕耘成故乡。

    上世纪60年代初，在裘法祖、夏穗生、吴在德带领下，同济组建“血吸虫病手术医疗队”。不同于内科疗法，外科治疗主要是切除患者脾脏，同济医院先后派出几十批医务工作者分赴枝江、阳新、汉阳、汉南等湖北重疫区，培养农村医生开展脾切除手术，治疗晚期血吸虫大肚子病人，一年内全省外科便有150名外科医生能独立开脾。

    据同济医院院志不完全统计，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间，同济医院共派出农村医疗队41批，共计1442人次。妇产科教授顾美娇说，支援农村，对她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洗礼。同济医科大学老校长、著名器官移植专家吴在德教授说得更动情，“是农民教会了我怎样做一名真正的医生”。

    1966年，同济外科在全国率先开展“二减一保”（减少病人痛苦、减轻病人和国家负担，保证医疗质量），为现在的“加速康复外科”观念打下基础。那时病人来医院做一个胃大部切除手术，费用在100元左右，很多农民做不起，遇到这种情况，吴在德就将教室改成个简易手术室做手术，这样只需要50元钱。

    “让技术跑，而不是病人跑。”进入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同济的辐射范围更广。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医院院长王伟表示，通过打造城市医院联盟、推动医院逐级托管、落实对口支援、远程医疗等方式推进医联体建设，正带动基层医院不断发展。

    ■ 同济磁场

    65年前，同济依靠人才在汉二次创业；改革开放后，同济迎来黄金发展期，人才引进从未止步。

    1990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后，马丁选择去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继续深造，研究方向仍是他在国内主攻的方向——宫颈癌、卵巢癌。1997年，他选择了回国。很快，同济医院就将15万元的科研启动基金交给马丁，并让他担任妇产科一把手。

    异议四起。同济医院负责人态度明确：人才回来了，就应该放手让他干。

    如今，马丁在医疗舞台上刷出亮丽的成绩：担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负责国家863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妇科恶性肿瘤临床诊疗指南，深入系统研究导致宫颈癌的分子机制，对制定我国宫颈癌防治策略具有重大意义。

    2017年，马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同济医院，像马丁这样的归国人才形成了“海归群”。同济如同强大的磁场，深深吸引医学人才不断加入。众多“海归”扎根，同济的人才磁场是如何造就的？同济医院原党委书记、原院长陈安民给出这样的回答：“留住人才，需要待遇，更要感情，更重要的是靠事业。”

    医院负责人随时倾听回国人员的想法，帮助他们实现回国后的抱负及计划。医院还主动帮助人才申请项目课题，邀请院内身经百战的专家，指导他们进行“预答辩”，不厌其烦。

    从事超声影像的崔新伍被引进回国，申请百人计划项目。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不适应国内的答辩模式，医院安排重量级的专家为他进行了3次预答辩，帮助他将素材串成系统有序的标书，呈示给评委。

    崔新伍非常感动：“国内有些地方，认为从事超声影像研究就是做B超的，并不重视，而同济医院在每个细节上都很关心人才。”

    “当医生要做到‘三不计较’，不能计较时间、金钱、一时得失。”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外科学系主任陈孝平提出，医学要靠积累，对生命怀有敬意的人才能甘于这份平淡。一路走来，正是同济重视人才的氛围，给了他潜心钻研的环境。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孝平就提出，良性肝病全切肝脏没有必要，病人只需37%左右的肝脏就可维持功能的新观念，并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辅助性部分肝原位移植”理念。

    2008年，陈孝平主刀，国内首次成功实施亲属间活体肝辅助性部分肝原位移植手术。持续临床医学攻关，陈孝平首创“陈氏肝血流阻断法”“陈氏肝脏双悬吊技术”和“陈氏不解剖肝门的入肝血流阻断方法”攻克了术中出血难题。

    目前，他提出的小范围肝切除治疗肝门部胆管癌的理念和他创建的“陈氏肝肠吻合术”以及“陈氏胰肠缝合术”正在全国各地推广，并取得了非常好的临床应用效果。

    ■ 拿出全部家底战疫

    在同济医院发热门诊一角，立有一块临时党支部的牌子，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签名，全是党员，疫情爆发之初即主动请缨上发热门诊。康复科一位医生请战后跟记者再三强调：“不要宣传我，我老婆还不知道……希望我能活着回来。”

    “我们选择请战是出于本能。”同济医院护肾小分队队员、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何凡说，与病毒交战的当口，他们没有多少时间考虑自己的安危，每天都很紧急，“患者病情急，最怕自己无用武之地。”

    在阻击新冠病毒的战疫中，“不眠之夜”是同济很多青年医护的共同记忆。“不敢睡。”护心小分队负责人、同济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宁说，同济光谷院区是危重症定点救治医院，尤其是做了ECMO治疗的患者，随时会遇到各种突发并发症，维护和管理马虎不得，稍有不慎就不是救命而是致命，需要医护人员24小时守护。

    一天深夜，一位患者的ECMO管道突然出现大量血栓而不得不暂时停机。凌晨零时，周宁回到医院，碰到刚刚交班准备休息的护士张盼盼。后者二话没说就又穿上防护服，跟周宁一起返回ICU。

    从110平方米到5000多平方米，发热门诊50倍扩增；从1个病区到3个院区，15天内改造医用面积77371平方米，开放2050张重症床位；6200名医务人员，持续奋战三个多月。武汉战疫中，同济医院拿出全部家底，接诊了武汉市最多的发热病人，收治了武汉市最多的重症病人。

    同济探索出的三个救治法宝，关口前移、多学科辅助联合、精细化管理，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曾发文要求推广。

    “损失是不小，但从大局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担当重任。”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医院院长王伟表示，“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这种作派，和65年前老一辈同济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毅然迁汉一脉相承。胸怀大局，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恪尽职守，是同济每一代医生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内化于心、外赋于行的本能。

    10月23日，由中央文明办、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抗疫特别人物发布活动在同济中法新城院区举行。党委书记吴菁说，文化因经历而形成，一群人共同经历了某一个时代，就拥有了某种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是历经迁汉还是经受抗疫洗礼，这种文化都以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成为维系医院代际传续的“粘合剂”，让一代代同济人有了与国家、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和习惯。

    她如沸腾的能量，掀起无声的潮音，引领同济滚滚向前。

    （长江日报首席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童萱）

——记同济人悬壶济世120年

秋冬的武汉，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走过两个甲子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静坐在长江之滨，见证着中华民族风雨沧桑的历史和繁荣昌盛的今天。

120年间，同济从“痹病”到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到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田野调查；从抗击非典、救治汶川地震伤员，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等……在传染病防治、大型灾难救援，同济快速反应，一心赴救，一直在积极推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防控和治疗体系建设。

120年格物穷理，同济人攀登了一个又一个医学高峰！120年同舟共济，同济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一所百年老院，沉淀着物茂风华；一个新的世纪，激荡着意气风发。

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同济医院将继续绽放出无尽的光彩！

医者精神

“同济人医德必须高尚，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

1900年9月24日，百廿开瑞。一位名叫埃里希·宝隆的德国医生，怀揣着为中国办医院的理想，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一家西医医院，取名同济医院。“同济”有一个深邃的寓意——同舟共济。

建院之初，只有不到二十张病床的同济医院对来诊的病人只收诊费，不收药费，后来普通病房供给膳食，儿童每天还都能喝到一瓶免费的牛奶。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西医认识不足，常有人抱有怀疑惧怕心理，宝隆总是热忱而耐心地做宣传解释，逐渐取得民众的信任。

1907年，宝隆医生创建上海德文医学堂，此后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西医人才。

1925年，医院出版《同济医学月刊》介绍德国医学，开创了中外医学交流之先河。至此，同济医院成为培养中国现代西医人才的“摇篮”。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医者从同济走出，百余年来悬壶济世。

同济的前辈和名医，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一片赤诚、一生奉献，展现出“格物穷理，同舟共济”的精神底蕴和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时代高光。

这种精神底蕴体现在对医德的坚守。

“为了病人，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诊断搞清楚。”同济医院放射科教授郭俊渊求索一生，不仅救死扶伤，还含辛茹苦地编著科研、教书育人，1990年获国家教委颁发奖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医术不论高低，医德必须高尚。同济人对医德的坚守，是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裘法祖在88岁高龄时，经常向年轻医生们讲述他多为患者进行身体检查，患者就感激不尽的故事。“一名医生的举手之劳，就可能让病人记一辈子。”

金士翱教授是推动麻醉学专业进入教育科目的第一人，年逾九旬仍在“音乐辅佐麻醉治疗”的创新领域探索。夏穗生教授团队历时两千个日夜、百余次动物肝移植尝试，摸索出可供临床使用的完整术式，填补了国家器官移植领域的空白……

大师风范，代代相传！责任在肩，冲锋在前！

1998年，簰洲湾溃堤后，同济医院医疗队是第一支抵达的医疗队。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同济医院第一时间组建医疗队奔赴灾区。从1960年开始，先后参与援藏、援疆、援外、防治艾滋病、抗击非典、防治***等医疗援助任务。

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身处“风暴眼”中的同济医院尽锐出征，白衣执甲，奋战一线。从110平方米到5000多平方米，发热门诊50倍扩增；从一个病区到三个院区，15天内改造医用面积77371平方米，开放2050张重症床位。

“疫情开始时情况紧急，想到病人急需接诊，我们只能往前冲。刚开始每天有50-100人的发热门诊量，等到我们改造完病区，没几天主院区日发热门诊量就飙升到了1000人以上。”华中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济医院院长王伟回忆当时的情景。

6200余名医务人员，坚守三个多月，一马当先奋战在全国抗疫最前沿；发热门诊累计接诊42414人次，累计收治重症、危重症住院病人3539人次，可用床位数、重症患者数、发热门诊接诊量均为武汉市之最。在武汉抗疫的主战场，同济医院是中坚力量，他们用执着和坚守建起了一道坚实的“白色长城”。

人民至上，所以同舟共济；生命至上，所以格物穷理！这是印刻在同济人灵魂深处的永恒信念！

医院精神

“不利于患者的东西，医院要放弃；利于患者的东西，医院要办好，「一切为了患者」是同济医院的选择。”

“一心赴救，与国家同舟，与人民同济。”这是全体同济人120年来凝聚的共识。

同济医院，120年来从未留恋凡物，只愿紧紧跟随国家，救死扶伤。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同年11月，同济医院随同济大学内迁，历时3年，辗转于浙、赣、湘、粤、桂、滇、川7省，最终于1940年迁至四川李庄、宜宾。万里艰辛跋涉，沿路治病救人，同济医院还培养了189名医学毕业生，他们日后大多成为中国顶尖的医学人才。

抗战期间，同济人与军民同心，成为医疗救援的主力军。彼时，同济医院已取得突出医学成果，史称“南同济,北协和”。

1946年11月，同济师生返回上海，接收中美医院。

1948年，中美医院普外科规范、普及、推广局麻下胃大部切除术、甲状腺亚全切除术等手术，并使这些手术成为常规术式。当年，谢毓晋、金问淇、过晋源、裘法祖、陈任等创办了《大众医学》，开创我国科学科普传播之先河。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江苏太仓驻训官兵大量患上“血吸虫病”，同济医院紧急赶赴太仓驻地开展“血防”工作，胜利完成任务。在此期间，邵丙扬教授首创的“酒石酸锑钾三日疗法”被迅速推广到全国，500万血吸虫病患者因此受益。

新中国成立后，同济医院继续担当***责任，在国家民族最需要救死扶伤的地方，兢兢业业，一心赴救。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1月，同济医院医疗队组成113人的抗美援朝队伍启程北上。

1951年2月2日，同济医疗大队到达长春军医大学，在那里，同济医务人员不仅开展了大量骨科、腹部外科、胸外科等手术，还以医带教，建立起外科常规制度、医生查房制度、总住院医师制度，帮助长春军医大学培养医学人才。

1955年3月，同济医院整体迁至武汉。21位正副教授、100多位讲师助教、40多位干部技工、60多位护理人员放弃了“大上海”的便利生活，将先进的管理经验、精湛的医疗技术带到中南地区。

65年，一个咿呀学语的孩童成长为历经风霜的硬汉；

65年，一段医学的文明传播至中南各地；

65年，一颗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

梦想的种子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整体搬迁至华中重镇武汉。时至今日，整整65年的时间，同济医院肩负着“医疗、教学、科研、培干、公共卫生”五大任务，发挥着“中心、示范、辐射”三大功能。为了这份国家使命，一大批“同济人”在艰苦的岁月里，用毕生的心血履行了崇高的担当。

1984年8月，“抗炎6号”揭示了中医的清热解毒与解内毒素之毒有关，而这种解毒作用是清热解毒药直接破坏内毒素和保护组织细胞间接对抗毒素的综合效应。这不仅解开了一个几千年的中医之谜，更展示了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作为当时这种新药的主要研制者，同济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李鸣真与北京的专家们一起制定治疗方案，在各方专家的协助下，“抗炎6号”片剂发挥了很好疗效。

改革开放以来，同济医院汇通中外，更加开放融合。

“把方便让给患者，把温馨留给患者，把实惠送给患者，把爱心献给患者。”1999年，同济提出了“一切为了患者”的服务理念，并践行至今。

千禧年，同济医院志存高远、追求卓越，以创建“国际一流”作为目标。同年，门诊病人达125万人次，出院病人3.3万人次，手术3万台次，标志着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后的十年，这家医院苦练内功：医疗技术创新突破，缩短与国际一流距离；医院门诊量、手术量、住院病人数持续增长，稳居国内医院前列；新外科大楼拔地而起，其功能现代化水平居世界先进……

同济医院率先国内探索现代医院管理。以病人安全、服务便捷为目标，创新、引入一系列国际先进医院管理举措，终于在2012年12月10日，通过德国KTQ质量认证，成为亚洲首家通过此项国际一流医院质量认证的医院。管理，成为同济医院新口碑，也是这家医疗“国家队”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又一奉献。

2015年10月18日，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正式开诊；2016年10月18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诊。“一体化管理、同品质医疗”的壮阔蓝图由此拉开。11个国家重点学科，30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同济医院拥有的“国家队”方阵首次整体服务于长江以南和汉阳知音故里。

今天，同济医院之于武汉，已不仅仅是一所医疗机构，她还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质量名片、品牌标识和精神文化的象征，也成为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元素。

“百廿扬帆济沧海，同心赴救兴中华。”他们，65年前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毅然迁汉；他们，扎根中部改变中部医疗格局；他们，始终与党和国家发展同向同行；他们，铸就了“与国家同舟、与人民共济”的爱国奋斗精神；他们，是最美逆行者！

国际主义精神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先进医学从德国引入中国，终会再从中国走向世界。

120年来，同济医院饱含着国际主义精神，先后与德国、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的医学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时任苏丹总统、德国总理和卫生部长、德国大使、法国、日本、非洲17国医学代表团等贵宾先后到医院参观访问……

医者之心，大爱无疆。

新中国第一次外派的医疗队，有骄傲的同济人。

他们从湖北出发，奏响了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壮丽交响。

2013年，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50周年，***主席在刚果（布）接见援外医疗队时，总结提炼出“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这精神，正是“源头活水”，使中国医生“清如许”，且源源不断，汇江入海，展示着中国人民的博大情怀。

这是为了全人类医疗卫生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交响——

1963年元旦，独立不久的阿尔及利亚百废待兴，百姓饱受疾患之苦时，中国政府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一个向世界宣布：派遣医疗队援助非洲兄弟。

非洲气候炎热，当时经常停水断电，更有枪炮声常常在手术室外回响；当时的中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艰难待兴。1963年4月，第一支中国医疗队仍然如约走出，从此开启了中国医疗援外的发展之路，也改变了非洲人民的健康命运。

1975年，援非中国医疗队中的同济教授夏穗生，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作学术报告期间，治疗阿尔及利亚的一位断肢患者，在与医疗队专家们紧急会诊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为患者进行断肢再植。清洗、修剪、吻合，六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不眠不休……断肢再植手术获得成功，患者的小腿保住了！他为这位身处壮年的非洲农家，带去了新生的希望。

1994年6月30日的凌晨，第二十批医疗分队长、同济妇产科医生唐春海，带领医疗队员完成了阿尔及利亚首例巨大卵巢肿瘤切除手术，而积劳成疾的他却在援非的第19个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是汉子一条，春蚕到死丝方尽，服从祖国的安排，完成祖国赋予的使命。” 这是他在给总队长汇报工作时写下的最后一席文字。从青丝到白发，即使长眠于异国他乡，他也心向祖国、心存暖阳。“家事、国事、天下事，我的心永远向着祖国！”

“我们也曾面临传染病肆虐、防护措施简陋、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危险关头。但为了救治病人，我们从不放弃。” 同济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任王世宣说。

沿着先辈的足迹，大到80岁宫颈癌患者的淋巴结清扫，小到10来岁卵巢囊肿蒂扭转患者的附件切除手术，王世宣实现了四级腔镜手术零的突破，赢得了患者的一致赞誉。

“‘一心赴救’，是我们的同济精神。”2007年，作为队长，同济医院产科主任的冯玲带着一支由同济医院组建的医疗队，远赴南部非洲的莱索托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简陋的设备、残缺不全的器械、年轻的手术搭档，都未曾让她退缩。

2020年10月7日，同济医院组成中国政府抗疫医疗专家组，赴莱索托、安哥拉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援助工作，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带到非洲，帮助两国提高疫情应对能力。

从常见病、多发病的处理，到专科疾病、疑难重症的诊治；从推广针灸、推拿等中国传统医学，到开展断肢再植、心脏外科等高端技术；从捐赠药品设备，到开展专业培训。同济援外医疗队员携手当地医务人员共同救治了无数生命垂危的病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用实际行动换来了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

回首百年同济半个世纪的援非历程，凝聚着一代又一代同济人的真心赴救；即使路途漫漫，仍然点亮着他们的健康希望，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同济人的薪火相传；即使身处他乡，仍然闪耀着中国医生的温暖光芒。

中国援外医疗事业走过了57年的温暖足迹。在这57年里，同济医院齐心协力，共派出医疗队39批、医疗队员162人，踏遍了阿尔及利亚、卢旺达、莱索托等非洲大地。

如今，中非卫生健康合作走进了全新阶段，这是同济人奉献给“一带一路”健康合作的壮丽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