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铁大桥局原副总经济师、《桥梁建设报》总编辑、桥史专家余启新介绍,1913年6月,詹天佑主持汉粤川工程时,考虑到粤汉铁路通车要与京汉铁路接轨,计划修筑武汉长江大桥,并提出设计构想,进行了实地选址测量,组织力量绘制了长江大桥蓝图。最后,武汉长江大桥的图纸设计完工,但因政府财力有限等原因,并未付诸实现。 设计图显示,詹天佑给武汉长江大桥的选址就是在武昌蛇山与汉阳龟山之间,桥式设计了3种,均为公铁两用钢桁梁桥,桥梁结构精巧、气势雄伟,桥上有火车路二条、电车路二条、马车路二条、人行路二条。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也提出过造桥设想。此后的1929年、1935年和1946年,民国政府先后三次提出了建造武汉跨江大桥的计划,然而由于国力贫弱,内乱频仍,计划最终搁置。 1929年,当时民国政府铁道部委托美国顾问华德尔做武汉长江桥的计划。他和铁道部设计科的人员开始进行筹划并作桥址钻探,于1930年3月至9月,在长江和汉水上共钻了12孔,经过对地质、水文情况的分析,提出了在长江上建公铁两用桥一座、在汉水上建铁路桥和公路桥各一座的设想。同样,这仅仅只是一张图纸,在那个年代里,没能成为现实。 1936年,一名30多岁的年轻人离开杭州,来到了武汉。 他叫梅旸春,时任钱塘江桥设计工作的正工程司(当时的职务名称),他受茅以升的委托,前来主持武汉长江桥设计的前期工作。当年2月至4月,他率队共钻探了12孔,长江上10孔,汉江上2孔。通过勘探和研究比选,他提出了汉阳龟山至武昌蛇山的长江桥桥址线和2种公铁两用桥桥式。计划提出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梅旸春等人撤退到后方,建桥计划再度被搁置。 1946年,修建武汉长江桥的计划再一次被提出,当时还成立了“武汉大桥筹建委员会”,推选茅以升为总工程师,具体设计事宜由中国桥梁公司承办。同年,平汉铁路局再次进行选线测量,选定的桥址线仍是汉阳龟山至武昌蛇山线。中国桥梁公司汉口分公司则提出桥式方案,为5孔悬臂钢拱桥,桥长1120米。 设想有了,计划提出来了,经费在哪里?此时,内战爆发,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武汉长江桥的构想,仍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新中国令万里长江第一桥成为现实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天,余启新参加了庆典,“在桥上欢呼雀跃”。
余启新说,那是1957年10月15日。那一年,他9岁。 6月13日,余启新回忆,当天,无数武汉市民走上大桥,雀跃欢呼,盛况空前。他跟随武昌第一小学的师生参加了通车典礼。64年前的那一幕,他记忆犹新,“大桥通车那天,小轿车、卡车、公交车排队驶上大桥,空中还有飞机在撒庆祝传单,市民都在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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